了，缝出来的针脚还是笔直的。

齐母讲了弄堂里的家长里短。谁家的儿子上了大学。谁家的女儿嫁了人。

方天朔他们讲不了自己在做什么。就讲了一些能讲的。朝鲜的雪。冬天有多冷。压缩饼干有多硬。

李福远讲到吃的就来劲了。他讲了怎么用一个罐头盒煮出一锅热汤。齐母听得直乐。

下午两点半。四个人告辞。

齐悲鸣和齐母一直送到了弄堂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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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人朝吉普车走。

刚走出十几步。

后面弄堂里传来了说话声。

"齐悲鸣真是好命哦。"

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。上海话。她大概以为方天朔他们已经走远了。

"他女儿找了个女婿。是个军官。听说是旅长。"

另一个声音："旅长是啥个官？比团长大还是比团长小？"

"我哪能晓得。反正听着蛮大的。"

"管他大小。侬看看人家开来的车。美国吉普车。前呼后拥的，带三个警卫员。"

"就是。大包小包的礼物拎进去。我看那些东西，要花不少钞票呢。"

"年纪轻轻就当那么大的官。再过几年还了得？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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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天朔听到这里，摇了摇头。

他继续往前走。

但后面的话还在传过来。

"不过嘛。万事总归没有十全十美的。"

"啥意思？"

"他家女儿。原来在医院当护士，当得好好的。偏要跑去参军。跑到朝鲜去当医护兵。吃了不少苦头。"

"啊呀，那种地方——"

"可不是嘛。侬晓得伐，胡同口那个李阿毛。今年二月刚回来。"

"李阿毛怎么了？"

"两条腿都冻掉了。"

那个声音压低了一些。但方天朔听得很清楚。

"现在坐轮椅。老惨了。他姆妈天天在家里哭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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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天朔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
然后停了。

他站在弄堂口的青石板上。没有回头。

阳光从弄堂两侧的屋檐之间照下来。石库门的墙上爬着一些青苔。有人家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。红色的花。开得很好。

一切都是安宁的。四月的上海。阳光。花。孩子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