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急。

他把手伸进文件夹里，抽出了两张纸。

第一张，是那张《家庭收支表》。

第二张，是那份国家级检测报告。

他把两张纸，并排放在桌上。

“先看左边。”他说。

镜头切过去。

那张A4纸被投到了大屏幕上。

《6月家庭收支表》。

收入5200。支出6047。结余：847。

会场里一阵短暂的骚动。

很多人没想到，在这种听证会现场，会看到这种东西。

“这是我三年前的家用支出表。”陈启说，“当时我失业，住在中国一个没有电梯的城中村六楼。妻子的工资，一个月五千二。不够养家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那么快？”

“因为我没有时间慢慢来。”

他抬起头，直视着议员席。

“你们问，一个做金融出身的人，为什么能做出这种技术。”

“答案很简单。”

“因为我没有退路。我的团队也没有退路。”

“苏明哲在破实验室里蹲了十二年。陶安然在硅谷失败后回国重来。周德明在日本大厂干了二十年，被排挤回国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被按在地上踩着。”

“我们不是在做一项漂亮的技术演示。我们是在用它活命。”

他把那张《家庭收支表》往前推了一点。

“所以你们觉得快。我不觉得快。我觉得慢。”

“如果不是被封锁太久，如果不是设备太贵，如果不是总有人试图掐死我们，我们本来可以更快。”

他说完，把手按在另一张检测报告上。

“再看右边。”

“这不是PPT。不是概念。不是估值模型。”

“这是结果。”

“185.2Wh/kg。4000次循环。微管缺陷率小于0.1。”

“你们可以质疑我们，可以不信任我们，也可以继续审查。”

“但报告在这里，样品在这里，数据也在这里。它们不是靠态度就能抹掉的。”

后排的记者，有人已经把镜头从陈启身上移到那两张纸上了。

左边，是一个普通家庭最狼狈的时候。

右边，是一片世界顶级水平的碳化硅晶圆报告。

这中间，隔着三年。

这三年，不需要再用太多花哨的话去解释。

它自己就够有力量。

主席试图重新掌握会场。

“陈先生，你刚才提到了国家基金。你是否承认，启棠科技的崛起，得益于来自中国国家资本的不公平支持？”

这个问题，它从技术转向制度。

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