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历史不会去记昨天的投票结果，部长先生。历史只会记得，在系统离崩溃只剩几个小时的时候，谁还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你承担了你该承担的东西，所以我写了那一段。仅此而已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。

保尔森大概没料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、这么淡。这没有一点奉承的感觉，毕竟奉承会说得更满、更热络。这更像一种就事论事的、冷静的承认，而正是这种冷静，让那份承认的分量重得多，也让保尔森心里更加沉甸甸的。

“……总之，谢谢你。”保尔森最后又说了一遍，“还有那些话。今天早上的市场，是你托住的。盘前标普已经反弹了……”

“部长先生。”陆泽打断了他。

他的声音不高，但足够让保尔森停下来。

“不要被今天的反弹骗了。”

床边的陆泽揉了揉眉心，彻底清醒了过来。他的语气变得清晰而冷硬。

“我在信里写‘信心会回来’，那句话是说给市场上那几千万散户和机构听的。但你我都清楚，我这封信，还有那一百亿，治不了病。它只是一剂肾上腺素，一剂强心针。那些银行的状况本质上没有改变。”

“它给你争取的，最多是四十八到七十二个小时。”

陆泽说，“一个窗口期。当这剂药的劲过去，如果国会那边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如果市场发现，连我的背书、连华尔街的自救，都填不上政府失能留下的那个窟窿——那下一次砸下来的，就不是昨天那一千点了。那会是清算系统的物理性死亡。到那个时候，谁也救不了。”

“所以，”

陆泽的语气缓和了一点，但那份紧迫感没有松，“别在电话里跟我道谢了，部长先生。去用好这几十个小时。”

电话那头，保尔森沉默了片刻。

然后，出乎陆泽意料，保尔森的声音里并没有被敲打之后的难堪，反而透出了一种重新振作起来的干劲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保尔森说，“我今天上午十点就去国会山。而且，我们已经有了办法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陆泽有了点兴趣。

“重新起草一份法案、再走一遍完整的立法流程，需要好几个星期，我们等不起。”

保尔森的语速快了起来，“所以我们不打算重新起草。我们准备借壳。”

“借壳？”

“参议院那边，有一个已经排到程序后段的现成法案——一个关于身心健康保险平等的法案，程序上快要走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