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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两个字，”教书先生抬起头，“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余则成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他临走之前告诉我的。”

“他还告诉你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，延安。”

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。

教书先生的手指停住了。

他抬起眼睛看着余则成。那目光不再是打量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审视。像是在看一个人的灵魂够不够资格说出这两个字。

“你为什么要找我们？”

“因为我没有别的路了。”余则成说，“也因为我不想再走别的路了。”

“说得好听。”教书先生端起茶壶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没有给余则成倒，“军统的人，嘴上功夫都好。你怎么证明？”

余则成从怀里掏出了第二样东西。

那本1940年的旧日历。封面卷了边，折角的那一页已经被取走了。但日历的背面，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。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。”

教书先生接过日历，翻了翻。他认出了这行字的笔迹。

“这本日历，是左蓝同志交给你的。”他说。

余则成微微一怔。

同志。他叫左蓝“同志”。

这意味着教书先生知道左蓝的身份。也意味着这条联络线是真的。

“我不能立刻相信你。”教书先生把日历和怀表一起收了起来，“这些东西需要核实。你回去等消息。三天之内，如果我没有再联系你，你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。”

余则成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

“你的藏身点安全吗？”

“目前是安全的。”

教书先生站起来。他走到帘子边，又停下脚步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他没有回头，“你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到处走动。日本人的搜捕还没有结束。你的脸虽然没有登上通缉令，但军统的人如果还活着，他们会认识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教书先生掀开帘子走了出去。破旧的长衫在帘子边晃了一下，消失了。

余则成一个人坐在那间小屋里。凉茶还在桌上。他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茶是冷的。但喉咙里涌上来一股热意。

他不知道这股热意是因为茶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

余则成从当铺后门出去，沿着小巷绕了三个弯才回到穿城巷。

刀疤脸在地窖门口等着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等消息。”余则成钻进了地窖。

他靠着墙壁坐下来。黑暗重新包裹了他。

三天。

他只需要等三天。